一个悖论：暴利，又不暴利#

先看一个反直觉的现象。

新闻里落马者的涉案金额动辄惊人，看起来腐败是暴利。但经济学会告诉你另一句话：腐败未必有”超额利润”。

两句话都对。怎么回事？

回到算术题。160% 的回报率，是”成功状态”下的回报率。它必须这么高——因为要补偿那 20% 的案发风险。这跟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第一卷里讲的道理一回事：又脏又险的行当，工钱必须更高，否则没人干。经济学管这叫”补偿性差异”。

而把风险折算进去呢？0.8×260 − 0.2×500 = 108 万——和把钱老老实实放在正规市场，一模一样。风险调整之后，超额利润是零。

这里还藏着一个统计学错觉。你能看到的样本，只有”敢下场的”和”已落马的”——回报算不过 260 万门槛的交易，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，自然也不会出现在任何通报里。看得见的全是高回报，是因为低回报的根本没上场。

换句话说：看起来的暴利，本质是风险溢价，外加幸存者偏差。

这个区分不是文字游戏。它直接决定了，反腐的杠杆该往哪儿使。

第一根杠杆：让”查处概率”说话#

再看那个式子。里面有两个政策变量：案发概率 p，惩罚力度 F。

很多人的直觉是：判得越重，越没人敢伸手。

但数学说：p 比 F 更狠。

为什么？F 只出现在一个位置（p×F，期望惩罚）。而 p 出现在两个位置——它既放大期望惩罚，又直接压缩成功概率。

动 F，是单点打击；动 p，是双点打击。

用数字说话。前面那道题，把案发概率从 20% 提到 40%，其他都不变：回本门槛从 260 万直接跳到 513 万，账面回报率得超过 400% 才”划算”。多少灰色交易，一夜之间从”值得冒险”变成”傻子才干”。

这不是书斋推演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阐释”不敢腐”机制时，用的正是这个变量：“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，提高腐败案件查处概率，降低腐败收益和违法成本之间的比率。”

官方表述和贝克尔的公式，说的是同一件事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反腐必须”常态化”。查处概率的威慑力，来自它的稳定预期——一阵风式的检查，会让人赌”这阵风过去就好”；常态化监督，才能把 p 写死在每个人的算式里。

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还提醒过另一件事：人对成功概率有系统性的高估。年轻人当兵出海，都觉得倒霉的不会是自己。放到这里，就是落马者忏悔中高频出现的那句”没想到会查到我”——低估 p，是人性常态。而忽松忽紧的检查节奏，恰恰喂养这种侥幸；常态化的全部价值，就是把”赌一把”的心理空间挤干净。

第二根杠杆：腐败最怕的不是抓人，是”拆伙”#

现在把问题升级。单人的腐败好算，现实中危害更大的，是拉帮结派。

有意思的是，恰恰是”多人组合”，藏着腐败最脆弱的命门。

为什么？一句话：非法合约，得不到法律保护。

正经生意的合伙人闹掰了，可以上法院。行贿的”合伙人”呢？同伙私吞了钱，你敢起诉吗？

所以腐败合谋天生背着三重成本——

背叛风险：同伙随时可能反水；

保密成本：人越多，暴露概率越高；

分赃成本：没有账本，没有审计，没有仲裁。

这三重成本，解释了腐败为什么长成我们看到的那些形态：要么家族化，用血缘信任替代合同；要么找”白手套”，用中间人隔离风险；要么结成利益同盟，人人手里捏着别人的把柄，谁也不敢先动。

看懂了这个结构，就看懂了反腐的第二根杠杆：不必等它案发，先抬高它内部的”合作成本”，让合谋自己散架。

2021 年 9 月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》，官方给出的定位是——斩断”围猎”与甘于被”围猎”利益链。

翻译成经济学语言：行贿方和受贿方是一个合谋的两端。只打一端，另一端还会去寻找新的对手方；两端一起查，合谋的预期收益和信任基础同时崩塌。

国际学界也有同方向的设计。2011 年，时任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的考希克·巴苏（Kaushik Basu）提出过一个方案：对”被索贿”类的贿赂——为了拿到本就该得的服务被迫掏钱——让付钱一方免责、且可追回款项。交易一完成，付钱的人立刻有动力举报，这类合谋在成立之前就瓦解了。

要说明的是，这两种设计针对的是两类不同的贿赂。主动”围猎”公权力的行贿，行贿人是合谋的发起方，一起查才能拆掉两端；被勒索型的付款，付款人接近受害者。我国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九条其实早有区分：因被勒索给予财物、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是行贿。

机制设计的内核是一致的：**在合谋内部制造囚徒困境。**财产申报、金融监管、举报人保护，全都作用于同一个点——让”攻守同盟”越来越贵、越来越脆。

第三根杠杆：当”查处概率”本身被腐蚀#

前两根杠杆有一个共同前提：查处概率 p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。

但危害最深的腐败，恰恰会攻击这个前提。

想一想”保护伞”这个词—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里反复出现的官方语汇。它在经济学上意味着什么？

意味着有人在”投资于降低自己的案发概率”。

一旦 p 可以被收买，前面的算术全变了：规模越大的腐败，越有能力压低自己的 p；p 越低，回报越安全；回报越安全，规模做得越大。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。

这时候，单纯提高平均查处力度、拆解普通合谋，都够不着它——因为它腐蚀的是执行监督的系统本身。

这个顶层问题，没有技术性解法，只有制度性解法：让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改写自己的 p。

2013 年 1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，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从经济学视角看，这句话瞄准的正是上面那个死穴：监督全覆盖、巡视巡察、政务公开，本质上都是把”案发概率”从个人关系网里拿出来，变成一个谁也无法操纵的外生变量。

三根杠杆，层层递进：第一根管威慑，第二根管组织，第三根管系统自身。

反腐为什么也是分配问题#

有人会问：腐败无非是钱从一个口袋进了另一个口袋，为什么全社会要付出这么大的力气去反？

因为腐败改变的不是一笔钱的位置，是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。

三条实证结论。

第一，腐败直接拉大贫富差距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位经济学家 2002 年发表的跨国研究（谷歌学术被引超过 3000 次）发现：腐败程度越高的经济体，基尼系数越高，贫困状况越严重。

第二，腐败扭曲人才流向。1991 年《经济学季刊》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机制：当寻租的回报高过创造的回报，最有能力的人会流向”关系”，而不是”生产”——决定财富的不再是能力，而是位置。

第三，腐败扭曲公共投资。贿赂需要藏身之处：大工程好藏，教科书难藏。研究腐败的经济学家发现，腐败严重的地方，公共支出会系统性偏向大项目，偏离教育和卫生——账面上损失的是钱，实际损失的是下一代的机会。

还有一条更隐蔽的。贿赂本质上是一笔”固定成本”：同样的打点开销，大企业摊到每单生意上不算什么，小企业却根本扛不动。于是市场向”关系户”集中，真正靠产品说话的创业者被挤出局。这也是为什么，优化营商环境和反腐败，从来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

所以反腐保卫的东西，比”追回赃款”大得多。它保卫的是”能力决定回报”这条社会预期。这条预期一旦松动，受损最重的，永远是手里只有能力、没有关系的普通人。

收束：一张对照表#

把全文压缩成一个可以带走的模型。

腐败作为一门”生意”，成立需要三个条件：算得过来的风险回报，维持得住的合谋，够得着的保护。反腐的制度设计，正好三路拆解——

最后一行，值得多说一句。

那道算式里其实还有一个变量：道德成本。对一个真正”不想腐”的人，这个变量趋于无穷大——任何回报率，都算不出正数。所以教育和文化建设不是软任务，它是在改写每个人算式里最底层的那个参数。

回到开头那道算术题。

反腐的终极目标，不是抓掉多少人，而是让这道题在任何人手里、任何时候，都算不出正数。

到那一天，最”理性”的选择，就是干净。

参考资料

[1] Becker, G. (1968). Crime and Punishment: An Economic Approach.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, 76(2).

[2] Gupta, S., Davoodi, H. & Alonso-Terme, R. (2002). Does corruption affect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? Economics of Governance, 3(1), 23–45.

[3] Shleifer, A. & Vishny, R. (1993). Corruption.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, 108(3).

[4] Basu, K. (2011). Why, for a Class of Bribes, the Act of Giving a Bribe Should Be Treated as Legal. MPRA Paper 50335.

[5] Murphy, K., Shleifer, A. & Vishny, R. (1991).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: Implications for Growth.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, 106(2).

[6]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》（2021 年 9 月），人民网。

[7]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：《健全”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”一体推进机制》。

[8] 人民网党建频道：《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》（2024 年 1 月），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相关表述出处。

本文为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性内容，不涉及任何具体案件与个人；所引政策表述均以官方公开发布为准。